經濟增長方式問題的由來

    主持人：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我們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作為任務提出來呢？

    吳敬璉：首先，我們應當搞清楚“轉變增長方式”問題的由來。所謂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20世紀60年代后期，蘇聯實行其在1959年黨代表大會通過15年趕超美國的計劃后，發(fā)現雖然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美國，但增長質量很差，經濟差距并沒有縮小。于是得出一個結論，即增長方式有問題，提出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60年代開始，蘇聯每個五年計劃都包含轉變增長方式內容，但是，直至蘇聯解體也未轉過來。

    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由留蘇經濟學家劉國光、董輔引入此概念后，曾有過一段時期的討論，但在政策上并沒有實際舉措，直至“九五”計劃。國家計委擬定“九五”計劃時提出，中國經濟的大問題是增長方式問題，要從外延、粗放的增長方式向集約、內涵方向轉化。中央吸取了蘇聯增長方式難以轉變的教訓，在制定關于“九五”計劃的建議中完善了計委的提法。

    主持人：在這方面，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之路給我們哪些啟示？

    吳敬璉：了解人家的發(fā)展之路很有必要，但應警惕一些地方依據西方過時理論調整結構帶來的嚴重后果。薩繆爾森將工業(yè)發(fā)展分為三個階段，發(fā)展道路和增長道路也分為三種。其中，第一階段是起飛前階段，以英國為主。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性很大，易陷入“馬爾薩斯陷阱”（即土地資源被完全占用后，經濟無法再繼續(xù)增長）。但19世紀經濟起飛后，英國并未陷入“馬爾薩斯陷阱”，原因是經濟增長靠的是物質資本投入，用機器代替人工，發(fā)展重工業(yè)�；舴蚵鼘�19世紀英國、美國工業(yè)化初期和中期階段的增長方式外推到工業(yè)化后期階段，表明重化工業(yè)還要發(fā)展得更快，要占支配性地位，這就是霍夫曼經驗定理。為什么馬克思在19世紀末說，資本主義喪鐘已經敲響？這不是從政治角度提出，完全是通過經濟分析提出的。但是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發(fā)展情況看，并未實現霍夫曼定理，于是薩繆爾森將這段發(fā)展時期稱為現代發(fā)展，即經濟增長不是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和資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

    再“粗”下去難以為繼

    主持人：中央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刻不容緩的命題，這是不是說，我國經濟粗放增長的問題十分嚴重，已經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了？

    胥和平：是這樣的。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建國50多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為34.9%，1995年為40.8%，2000年為36.4%，2003年高達42.7%，大大高于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從“六五”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一億元GDP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是1.8億元、2.15億元、1.6億元、4.49億元和4.99億元。這里雖然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國的高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撐的。土地和勞動力投入也同樣存在粗放的問題。

    劉福垣：我在南方當副市長時，許多縣市區(qū)蓋的樓堂館所，越搞越豪華，有的縣辦公樓跟外國總統府似的；開發(fā)區(qū)里搞花園式企業(yè)，一個企業(yè)占地相當于普通建成企業(yè)的四五倍。這種搞法除非是在澳大利亞、加拿大這樣地廣人稀的國家，我們是搞不起的。土地的浪費使用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能源、其它資源的破壞和耗費。

    胥和平：高消耗換來的高增長，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我國第二產業(yè)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16、德國的1/12和韓國的1/7。資源產出效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問題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盲目興辦各類開發(fā)區(qū)，省級以下開發(fā)區(qū)征地后的土地閑置率高達40%以上。

    劉福垣：粗放式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十分尖銳的資源與環(huán)境矛盾，是經濟進一步發(fā)展過程中不可回避、不能繞行的瓶頸。在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下，生產擴張與資源消耗、生產規(guī)模與環(huán)境惡化之間的正比例關系，不可能通過經濟增長得到轉變，相反，生產越擴張，就越是激化了這些矛盾。因此，只有加快轉變、徹底轉變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才能緩解，進而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制約經濟長遠發(fā)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增長不等同于發(fā)展

    主持人：增長方式轉變問題提出很長時間了，為什么轉變這么難？

    劉福垣：1995年以后，我們不少地方領導干部把“發(fā)展是硬道理”搞成“增長是硬道理”了，頗有點GDP拜物教的味道，以為只要GDP上去，就能一俊遮百丑，考核政績也以它為首要指標。如所謂經營城市實質是經營土地，這種做法侵犯了全民的產權，侵犯了十幾屆政府的經營權，你在任就是三、五年一屆，而地一賣五十年、七十年，十幾屆政府的經營權讓你剝奪了。根子是在增長方式轉換上沒有重視發(fā)展的本質。

    吳敬璉：粗放經濟增長方式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蘇聯為什么沒有轉變過來呢？因為他不懂得增長方式跟體制有關系，你想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增長方式不可能轉。因此，中央在“九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兩個轉變，一是增長方式轉變，二是體制轉變，其中體制轉變是關鍵�！熬盼濉庇媱澠陂g增長方式轉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十五”計劃卻有了問題，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提法沒錯，因為效率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就是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結構優(yōu)化。問題是由誰來調整，向什么方向調整，各地在實際執(zhí)行中出現了偏差。按照“九五”計劃思路，要靠體制的改善來實現優(yōu)化，但變成了“十五”計劃的以結構調整為主線。調整就應該有調整行為的主體。問題在于，在計劃經濟中，不管是宏觀總量還是結構問題，都由計劃、由政府來定。而在市場經濟中，應該是政府管宏觀，即貨幣、財政收支、外匯收支、勞動就業(yè)總量等關系全社會的總量；市場管微觀，即資源在地區(qū)、部門、企業(yè)間的配置。

    劉福垣：現在的調整經濟結構，與我們的吏治有關系。地方官就是兩年半到三年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內搞不出來能讓人家看得見的成果，你就升不了官。只要干部考核的標準不變，仍然以GDP為第一指標，這種情況就不會改變。

    吳敬璉：什么是增長方式？什么是新型工業(yè)化道路，很多人沒有弄懂。在一些研討班包括那些科學發(fā)展觀的研討班上，領導同志做報告，講科學發(fā)展觀，就講到我們現在進入了重化工業(yè)時代。在科學發(fā)展觀中間夾一個19世紀重型工業(yè)化道路，再講增長方式轉變，完全對不上號�？茖W發(fā)展觀怎么走到老工業(yè)化道路上呢？老工業(yè)化道路怎么可能轉變增長方式呢？ 

    速度仍極為重要

    主持人：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在8%左右，這與去年9.5%的增長率相比已是有所抑制了。同時，報告還提出要保證900萬人就業(yè)。提高發(fā)展質量是項艱巨的任務，但總不能以降低速度來實現吧？

    劉福垣：我們目前的發(fā)展階段，8%或9%這個發(fā)展速度并不高，如果把增長方式轉化好了，GDP增長可能比現在還要高。我們這個階段相當于小孩長個子的時期，五六歲的小孩，半年沒見，就長了一頭。歐美日這些國家是成年人，一年可能就長個2%、3%，不同階段沒有可比性。我們不要跟速度較勁，而是要解決內在的結構和質量的問題。該長多高就長多高，孩子要長，能不讓他長嗎？

    我們還處在追趕西方發(fā)達國家階段，只有靠速度、靠總量使中國經濟的規(guī)模趕上發(fā)達國家才具備與它們討價還價、掰手腕的資格，這也是中國在戰(zhàn)略機遇期發(fā)展的首要任務。

    但是，具體到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實際，“效率”就陷入到了兩難境地——效率與速度究竟應該是個什么樣的關系。如果是效率優(yōu)先，勢必會影響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速度，影響中國經濟發(fā)育成世界巨人的大局，喪失掉極其難得的戰(zhàn)略機遇；如果不講效率，中國經濟在長成像美日歐一樣的大個子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地提高自身的身體素質和精神素質的競爭要求就難以滿足。目前，我們要堅定地保持高增長速度，而對于效率處于兩難的現實情況，最好的解決辦法可能就是速度優(yōu)先、兼顧效率。至于兼顧到什么程度，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當是不影響增長速度，不影響就業(y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和現狀決定了中國要想崛起，必然要經歷一個先長個再強身的過程。

    胥和平：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保持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基本任務。到2020年，實現GDP翻兩番的目標，要求經濟保持在7%以上的增長速度。這是一個基本限定。同時，轉變增長方式，推進結構，擴大就業(yè)，建設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目標，需要的一個不斷擴大的總量基礎，需要調整和發(fā)展的戰(zhàn)略空間。我們愿意看到經濟快速發(fā)展，但反對浪費資源、破壞環(huán)境、社會失衡的高速度，反對不協調、不可持續(xù)的高速度。

    經濟發(fā)展本質上要講效率優(yōu)先，這種效率是指全局的、綜合性的，經濟長期發(fā)展的整體效率。只圖快可能無效率，慢也可能無效率。合理的提法應該是：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構建合理結構的基礎上，加快發(fā)展。
 

    轉向何方，從何入手

    主持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方向是什么？應當從何入手？

    吳敬璉：十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我國走新型工業(yè)化道路。但從全國的整體情況看，“十五”前3年經濟結構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轉化。許多地方都在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以重化工業(yè)為主的工業(yè)化中后期階段，本地的經濟結構也要向重型結構轉化,這是在走舊工業(yè)化的老路。

    原因之一是政府作為調整的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都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yè)。北京是世界上技術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應是高新技術基地、創(chuàng)新基地，但發(fā)展了兩年，財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選擇了汽車業(yè)，創(chuàng)造了200天的“現代奇跡”。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為世界性企業(yè)的兩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yè)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發(fā)展道路時，認為問題是結構過輕，要向重化工業(yè)轉化。

    原因之二是各級政府擁有過大的土地和貸款等資源配置權力。資金投向，除考慮環(huán)境、安全等因素外，應由投資的經濟主體自己決定，自己承擔責任。

    胥和平：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理解新興工業(yè)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輪以重化工為重點投資熱潮，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引發(fā)了許多思考。其中一個就是，這種發(fā)展思路與新型工業(yè)化道路的內在思想并不一致。許多經濟界人士認為中國工業(yè)化必須補上重化工大發(fā)展這一課，基本仍沿襲了過去兩個世紀對工業(yè)化理解。這個看法在何種條件下成立，仍需要探討�！熬G色GDP”、“輕型GDP”，都是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積極思考。

    吳敬璉：不要只談意圖、目標怎樣良好，重要的是要談實現目標的機制、手段和實際結果。

    主持人：政府應該怎樣轉換角色？

    吳敬璉：一要建設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觀的事情，不要直接在地區(qū)、部門、企業(yè)間配置資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場失靈條件下，政府不得不對微觀領域進行干預時，也要盡量同價格、市場等間接手段相配合。如在討論生產用水如果緊缺怎么辦時提出了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由政府、計劃部門來確定哪個企業(yè)的生產是國家需要的、有效率的，然后給它配水；另一種意見，提高生產用水的水價，使大量耗水的企業(yè)難以承受而關閉或遷到別處，這才是更好的辦法。

    二要建設有效的政府。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供公共產品上。提供有效的服務。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體系，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提供法制，提供規(guī)則，要公正執(zhí)法。

    主持人：目前在中國進行資源配置，市場起的作用有限，政府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應運用哪些手段？

    吳敬璉：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要盡量用總量手段，必須用行政手段時，應與價格等手段相配合�，F在有一種輿論認為，總量手段非�？膳�。其實總量手段是指利率、準備金率、匯率等，是很富有彈性的�？偭渴侄蔚淖饔镁褪且�把需求總量調整到與資源支撐能力相適應的水平。至于應該用在微觀結構上的哪個企業(yè)、部門、地區(qū)，是由市場決定的。

    我們現在對行政手段還是用得過多，但卻又不能不用，因為我們的市場并不完善。但在用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行政手段的副作用和局限性。由領導機關的官員來判斷哪個該上哪個不該上，該不該給企業(yè)貸款，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如果有如此大的資源配置能力，我國應該還在搞計劃經濟�，F在有一種提法，說總量手段是一刀切，微觀干預要區(qū)別對待。所謂區(qū)別對待，就是由行政機關來判斷項目該上與否，貸款該給與否，要該壓的壓，該支持的支持。這就意味著資源配置還是由領導機關決定。結果，一是容易導致腐��；二是算不準，該下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該保的也不一定是效率高的；三是由于指標體系注定簡單，很容易產生一刀切。

   用科學技術促進轉變

    主持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離不開科學技術，我們在這方面應該做些什么？

    胥和平：歷史上，率先實現工業(yè)化的國家，在向后工業(yè)化過渡時期，也曾遇到過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和資源緊張關系帶來的所謂“增長極限”問題�？缭竭@一極限，消解這一極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科技進步與自主創(chuàng)新。這個手段是轉變粗放式經濟發(fā)展方式，緩解和解決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資源矛盾的最便捷、最經濟，從而也是最可行的途徑。

    在當代，內涵式擴大再生產，不僅意味著生產要素在更廣范圍、更大程度上的優(yōu)化組合及合理使用，更意味著生產要素以及生產各環(huán)節(jié)間的科技含量比重的不斷擴大。最近幾十年，由科學理論到應用技術，再由應用技術到終端產品之間的轉化速度不斷刷新�？萍歼M步為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新前景，開辟了新道路，科技進步日益成為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的關鍵性因素。要真正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還需要我們在科技自主創(chuàng)新方面下大功夫，花大氣力。

    科技進步既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標示了方向，同時也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效手段。當然，在國際經濟競爭的環(huán)境下，科技進步與經濟發(fā)展結合得越緊密，科技發(fā)明轉移的限制就越多。因此，在以科技進步促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積極引進國際先進的、成熟的科技手段固然重要，但更為根本的途徑則在于科技自主創(chuàng)新。為此，我們必須堅持貫徹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zhàn)略方針，繼續(xù)大力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從而形成科技與生產緊密結合的有效機制。在經濟發(fā)展中，我們要逐步確立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和科技投入的主體地位，增強企業(yè)的研發(fā)能力，堅持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自主創(chuàng)新相結合，實現市場開拓、技術創(chuàng)新和生產經營一體化。這樣的生產方式，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是以科技創(chuàng)新為前進動力和發(fā)展?jié)摿Φ膬群�式擴大再生產的增長方式。

    劉福垣：要轉變增長方式，要樹立以中為重的發(fā)展觀，不能片面喊高科技，信息化生存�，F階段，我們上項目、上設備，要以中等技術，利用中等人才，來創(chuàng)造中等收入階層。

    吳敬璉：新型工業(yè)化道路有兩個意義的新，第一個新是相對于十九世紀那個老工業(yè)化道路，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這個新在哪兒呢？主要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資源投入實現增長。第二個新就是信息化帶動工業(yè)化。第一次產業(yè)革命的時候，瓦特改良蒸汽機，用了一點熱力學，但是基本上是靠經驗。第二次產業(yè)革命靠這些東西就不行了，而是基于科學的技術能普遍運用。比如做一個電腦，你不基于科學，沒有物理、電子學的這些科學研究，一千年也做不成電腦。為什么基于科學的技術能普遍運用呢？關鍵在于創(chuàng)新的制度化，主要有兩個制度：一個是關于科學的制度；一個是關于技術的制度，這兩套制度不形成，科學進步不了，基于科學的技術就不可能應用。

    科學和技術是兩個不同的東西�？萍家獮樯�產服務，技術可以企業(yè)為主體，因為激勵主要靠市場；而科學不能夠直接為生產服務，科學的激勵體系以發(fā)明優(yōu)先權為核心。這個激勵機制在同行，就是建立科學家們獨立的共同體，同行的科學家們認可，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從根上研究人家的歷史，我們是一個后進者，后進者聰明在哪兒？聰明在于能夠以史為鑒，知道別人哪兒走錯了，少走彎路，這就是后發(fā)優(yōu)勢。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歸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實施人才強國戰(zhàn)略，努力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創(chuàng)新人才，建設規(guī)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較高的人才隊伍，開創(chuàng)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認識教育在實施人才強國戰(zhàn)略中的先導性、基礎性和全局性作用，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大力發(fā)展各級各類教育。

來源：《時事報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