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長”與“調結構”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關系嗎?非也。減少政策依賴癥而出現減速“陣痛”是正常的。任何一個國家危機后刺激政策退出或者不再加碼都會有短期的“陣痛”。應看到中央對短期突出問題和長期結構性矛盾的解決都是在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的前提下進行的，政府對經濟增速調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彈性較大，沒有必要對速度問題過于擔心。就“保增長”“調結構”的關系而言，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的建議令人深思，中國經濟要想繼續(xù)保持較高增長率，就必須通過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來推動經濟結構朝合理方向的大變動，而這個變動方向就是城市化。 

    不要把“保增長”與“調結構”對立起來

    從目前主要經濟指標的變動趨勢看，下半年中國經濟加速下滑已成定局，所以“保增長”的任務又被提了出來，但是怎樣“保”卻成了難題，因為中國目前經濟的大背景是“過�！保�加大投資和加大貸款規(guī)模都會加大過剩程度，可是不加投資和貸款又沒有短期需求，經濟增長率眼看就要往下掉，這就成了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的“兩難”選擇。

    有人說解決過剩就得調結構，前一段也的確已經把壓縮落后產能作為了調結構的主要內容，乍一看上去這么說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過剩導致了保增長中的“兩難”，那么通過壓縮落后產能，既可以為先進產能的投資增長騰出空間，又可以促進產業(yè)技術升級，豈不是可以“一舉兩得”？但是產能是增長的基礎，壓了產能等于直接壓縮了經濟增長能力，就會與短期保增長的要求對立起來，從這個意義上看，保增長與調結構也是一個“兩難”，在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中，要不就是咬牙下決心犧牲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把調結構放到所有經濟工作的首位，要不就得突出保增長，結構調整的事情放到以后再說。

      目前中央已經定了調子必須把保增長放在首位，并且作為解決其他所有經濟問題的前提，這無疑是正確的。在明年世界經濟存在二次探底的極大可能，并且可能進入一場長期性衰退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如果不能保持較高增長率，就會與美、日、歐等發(fā)達經濟體一樣，掉入長期衰退的泥沼。問題在于，調結構不僅僅只有壓縮落后產能那么一點點含義，而是要寬泛得多。甚至可以說，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任何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都是在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大變動中才出現的。

       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都是經濟結構變動最劇烈的時期，而在經濟結構變動緩慢的時期，即便政府出臺了激烈的刺激政策，增長速度還是上不來。

       比如，1979～2009年這3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9％，但1984～1988年的年均增長率是12.1％，而這個時期正是家電進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費結構從“百元單件級”向“千元單件級”躍進的時期，當然在這一時期還有改革所引發(fā)的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的變化，沒有這樣的變化，也不會發(fā)生城市的“消費革命”。到1988年這個結構變化過程基本結束，出現了連續(xù)三年的“市場疲軟”，1989～1991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一下子掉到了5.7％。1990年以后，中國的總儲蓄率隨城市居民家庭儲蓄率的提升而顯著上升，為投資增長提供了基礎，但是由于缺乏結構變動，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所引發(fā)的經濟高增長只持續(xù)了3年，自1994年以后經濟增長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8.9％，其中1998、1999年都低于8％。1998年以后，中央政府也出臺了強大的經濟刺激政策，以至于1999年當年政府主導的投資在新增投資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90％，1998～2002年間政府投資總額已經高達3.2萬億元，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上不來�？梢姡瑑H僅有宏觀需求政策而沒有結構變動配合，再強烈的宏觀調控也保不住增長率。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改革開放30年中增長速度最高、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時期。能夠出現持續(xù)較高的經濟增長率，還是由于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中出現了巨大的結構變動。從外部看，新全球化浪潮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外需，從內部看，自新世紀初開始就出現了以汽車和住宅為代表的消費結構再度升級。但是自美國次債危機爆發(fā)以來，中國的外部需求嚴重萎縮，而且可能長期萎縮，這使得中國因市場化改革所引發(fā)的國內生產過剩矛盾暴露無遺，而自2005年以來房地產泡沫的逐漸興起，也說明先富階層的消費革命已經完成，由于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會居民的主體已不可能相繼跟進，所以結構變動不僅緩慢，甚至是逆轉了。如此怎能會有經濟增長的高速度！

      所以，中國經濟要想繼續(xù)保持較高增長率，就必須通過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來推動經濟結構朝合理方向的大變動，而這個變動方向就是城市化。這是因為，中國目前存在的最大結構扭曲就是工業(yè)化過于超前，而城市化過于滯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已接近50％的城市化率是極為不真實的，因為它包含了2億農民工，而這些人只是以工業(yè)化的方式在勞動，卻并沒有以城市化的方式而生活。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工業(yè)化與城市化之所以會密不可分，就是因為現代大工業(yè)生產所創(chuàng)造的產品，基本上是為城市居民消費的，因為象汽車、家電和住宅樓等現代化消費品，都必須依托城市發(fā)達的供水、供電、供氣和道路等基礎設施才能使用。如果工業(yè)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農村落后的基礎設施條件就會限制中國現代大工業(yè)所生產的產品進入9億農民的家庭消費，就必然會產生嚴重過剩。過去在新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時候，中國的過剩產品被外部急劇膨脹的需求所吸收，這種結構扭曲不僅無害，反而是中國參與新世界分工的優(yōu)勢，但是在新全球化被中斷后，中國內部經濟結構中只能創(chuàng)造供給，不能創(chuàng)造需求的矛盾就突出出來了。

     所以，把城市化作為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推動中國經濟朝著有利于拓展國內需求的方向發(fā)展，是保增長的首要條件，如果我們真想要中國經濟能夠長期保持較高速增長，就不要忘了歷史的經驗，從而把保增長與調結構錯誤地對立起來。

     中國目前存在的最大結構扭曲就是工業(yè)化過于超前，而城市化過于滯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已接近50％的城市化率是極為不真實的，因為它包含了2億農民工，而這些人只是以工業(yè)化的方式在勞動，卻并沒有以城市化的方式而生活。如果工業(yè)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農村落后的基礎設施條件就會限制中國現代大工業(yè)所生產的產品進入9億農民的家庭消費，就必然會產生嚴重過剩。過去在新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時候，中國的過剩產品被外部急劇膨脹的需求所吸收，這種結構扭曲不僅無害，反而是中國參與新世界分工的優(yōu)勢，但是在新全球化被中斷后，中國內部經濟結構中只能創(chuàng)造供給，不能創(chuàng)造需求的矛盾就突出出來了。

     把城市化作為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推動中國經濟朝著有利于拓展內需的方向發(fā)展，是保增長的首要條件，如果我們真想要中國經濟能夠長期保持較高速增長，就不要忘了歷史的經驗，從而把保增長與調結構錯誤地對立起來。

來源：中國證券報